由美國傳播學家麥庫姆斯(Maxwell E. McCombs) 與肖(Donald L. Shaw)于1972年在《大眾傳播的議程設置功能》中提出,源于對1968年美國總統大選的實證研究,是大眾傳播效果研究的經典理論之一。
理論核心:大眾媒體無法直接決定公眾“怎么想”(what to think),但能通過議題選擇與報道強度,決定公眾“想什么”(what to think about) 。
兩層邏輯:
媒介議程(媒體重點報道的議題)會向公眾議程(公眾關注的議題)轉化,報道頻率越高、版面/時長越突出的議題,越容易成為公眾討論焦點;
議題的“顯著性轉移”:媒介通過強調某些議題的屬性(如“雞排哥的真誠”“流量壓力”),引導公眾關注議題的特定維度,而非其他維度。
? 媒體通過差異化報道塑造議題重點:地方媒體初期聚焦“雞排哥的經營趣事”,中央媒體后期升維“勞動者尊嚴”,商業媒體關注“流量風險”,分別將不同維度的議題推向公眾議程;
? 如《人民日報》呼吁“讓勞動者回歸勞動本身”,通過權威發聲強化“個體權益保護”的議題顯著性,引導公眾從“打卡狂歡”轉向對勞動本質的思考。
由韋弗(David H. Weaver)與麥庫姆斯于1997年在《議程融合:大眾傳播與社會互動的新視角》中提出,是對“議程設置理論”的延伸與發展,彌補了傳統議程設置“忽視個體主動性”的缺陷。
理論核心:公眾并非被動接受媒體議程,而是會主動尋找與自身需求、價值觀契合的“議程社群”,通過“個人議程→社群議程→媒體議程”的融合過程,實現自身需求的滿足。
五階段融合路徑:
個體感知到自身所處的“議程缺口”(如渴望“反內卷”“尋真誠”);
主動尋找能填補缺口的社群(如關注雞排哥的“治愈系”網民群體);
融入社群議程(參與#雞排哥演我的生活#等話題討論);
社群議程與媒體/政府議程互動(網民UGC推動媒體報道、政府介入);
最終形成“公眾-媒體-政府”三方協同的融合議程。
雞排哥現象的傳播本質是“三方議程融合”:
公眾議程(獵奇+共鳴,如記錄“反常規經營”)奠定流量基礎;
媒體議程(深度+價值,如挖掘“情緒價值”“文旅意義”)實現議題升維;
政府議程(經濟+治理,如授予“文旅推介官”“維護秩序”)完成流量轉化;
三者共同推動輿情在 10 月 2 日達峰,形成現象級傳播。
由法國結構主義符號學家羅蘭?巴特(Roland Barthes)于20世紀50-60年代提出,核心著作包括《神話——大眾文化詮釋》《符號學基礎》,將索緒爾的“語言符號學”拓展至大眾文化分析領域。
理論核心:任何文化現象(如人物、商品、行為)都是“符號系統”,需通過 “能指-所指-神話”三層結構解讀,符號的本質是“意義的建構與消費”。
三層結構解析:
能指(Signifier):符號的“外在形式”,即可感知的物理載體(如物體、動作、語言、視覺形象);
所指(Signified):符號的“內在意義”,即能指所喚起的概念、情感或聯想(如 “玫瑰”的所指是“愛情”);
神話(Myth):符號的“意識形態升華”,即將日常現象(能指+所指)轉化為符合社會主流價值觀的敘事,使其具有“自然化”“合理化”的假象。
雞排哥的符號化過程完全契合三層結構:
能指:油漬圍裙、手臂燙傷疤(視覺)、分層定價(行為)、“炸不到位無法原諒自己”(語言);
所指:情感價值(市井溫情)、社會價值(勞動者尊嚴)、經濟價值(城市名片);
神話:“真誠對抗虛假”“小人物也能發光”的敘事,契合當代人“反內卷、求確定”的心理需求,成為被大眾消費的文化符號。
由法國情境主義國際創始人居伊?德波(Guy Debord)于1967年在《景觀社會》中提出,是對晚期資本主義社會的批判理論,聚焦“影像支配社會生活”的異化現象。
理論核心:在晚期資本主義社會,“景觀”(Spectacle,即被媒體建構的影像、表演、符號)取代了真實的社會互動,成為社會生活的核心——“一切實在的東西都變成了表象”。
核心特征:
景觀的“商品化”:真實的勞動、人際關系被轉化為可供觀看、消費的影像(如勞動者成為 “被圍觀的景觀”);
景觀的“統治性”:公眾沉迷于景觀消費,喪失對真實社會問題的反思能力(如沉迷“打卡狂歡”而忽視個體權益);
景觀的“偽互動性”:媒體營造的“參與感”(如評論、轉發)本質是單向的景觀消費,而非真實的社會互動。
雞排攤成為“景觀現場”:
勞動景觀化:雞排哥的炸制動作、疲憊狀態被直播博主“懟臉拍”,勞動本身成為 “供人消費的影像內容”;
打卡景觀化:“排隊7小時買雞排”“與雞排哥合影”成為公眾追求的“景觀體驗”,而非對雞排本身的需求;
德波批判的“景觀異化”在此顯現:公眾沉迷于“流量景觀”,導致雞排哥“缺氧疲憊”,勞動的本質被景觀消費掩蓋。
由美國社會學家霍頓(Donald Horton)與沃爾(Richard Wohl)于1956年在《準社會交往:遠距離親密關系的心理學研究》中提出,聚焦“媒介使用者與媒介人物的特殊關系”。
理論核心:媒介使用者(如觀眾、網民)會對媒介人物(如網紅、明星、主持人)產生“單向的、擬態的親密關系”,仿佛對方是自己的“朋友”或“熟人”,這種關系具有“情感黏性”但無真實互動 。
形成機制:
媒介人物的 “真實感呈現”(如暴露生活化細節、情緒波動);
媒介的 “近距離呈現”(如短視頻的特寫鏡頭、第一人稱敘事);
使用者的 “情感投射”(將自身需求、情緒寄托于媒介人物)。
核心特征:單向性(僅使用者對媒介人物有情感投入)、擬態性(非真實社交)、黏性(可增強用戶對媒介內容的依賴)。
網民與雞排哥形成 “準社會交往”:
真實感基礎:雞排哥暴露 “手臂燙傷疤”“疲憊狀態”“與妻子協作” 等生活化細節;
近距離呈現:短視頻的“懟臉拍”“金句對話”,讓網民產生“仿佛在和他聊天”的錯覺;
情感投射:網民在評論區叮囑“別太累”“注意身體”,將對“真誠朋友”的需求投射到雞排哥身上,形成強情感黏性,推動UGC創作(如制作“避坑指南”“模仿視頻”)。
由德國哲學家、經濟學家卡爾?馬克思(Karl Marx)于19世紀40年代在《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》中提出,是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核心組成部分,聚焦“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勞動異化”的問題。
理論核心:在資本主義制度下,勞動者與自身的勞動過程、勞動產品、類本質(人的社會性)及他人產生分離,勞動從“滿足自身需求的活動”異化為“被強制、被剝削的工具”。
勞動異化的四個維度:
勞動者與勞動過程的異化:勞動成為 “外在的、被迫的活動”,勞動者無法從勞動中獲得滿足;
勞動者與勞動產品的異化:勞動產品成為 “統治勞動者的力量”,產品的價值與勞動者無關;
勞動者與類本質的異化:人通過勞動實現 “類本質”(創造性、社會性),異化勞動使其喪失這一能力;
勞動者與他人的異化:勞動競爭導致人與人之間的疏離、對立。
雞排哥的勞動經歷體現“流量時代的異化”:
勞動過程異化:炸雞排從“滿足顧客需求的真誠勞動”異化為“供人拍攝、圍觀的流量工具”,雞排哥因“懟臉拍”“過度圍堵”感到痛苦;
勞動產品異化:6元雞排的經濟價值被“情緒價值”“打卡價值”覆蓋,產品本身成為“流量載體”,而非核心目的;
類本質異化:雞排哥的“真誠、有原則”的類本質被“流量人設”綁架,需被迫持續輸出“情緒價值”,直至“累到沒有情緒價值”。
由德國社會學家烏爾里希?貝克(Ulrich Beck)于1986年在《風險社會:走向一種新的現代性》中提出,是對“晚期現代性”的批判理論,聚焦“工業化、全球化帶來的‘人造風險’”。
理論核心:現代社會已從“工業社會”進入“風險社會”,風險的本質從“自然風險”(如地震、洪水)轉向“人造風險”(如技術風險、制度風險、傳播風險)——這些風險由人類自身的活動(如工業化、媒介化)制造,且具有“不確定性、擴散性、不可逆性” 。
核心特征:
風險的 “人造性”:風險源于人類對自然、社會的干預(如技術應用、流量傳播);
風險的 “平等性”:無論階級、地域,所有人都可能受到人造風險的影響;
風險的 “反思性”:需通過 “反思現代性”(如制度完善、公眾覺醒)應對風險,而非單純追求技術進步。
雞排哥爆紅后遭遇的風險均為 “媒介化時代的人造風險”:
健康風險:因“短視頻曝光用油細節”引發專家質疑,風險源于“傳播透明化”而非自然因素;
秩序風險:“網紅圍堵”“游客過度打卡”導致公共秩序混亂,風險源于“流量狂歡”的傳播效應;
產權風險:“商標搶注”“仿冒攤位”,風險源于“知識產權保護滯后于傳播熱度”;
這些風險印證了貝克“人造風險伴隨現代性”的觀點,也需通過“政府治理(如維護秩序)、企業防控(如商標注冊)、公眾反思(如理性打卡)”共同應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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